作为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光芒与力量千年不衰而历久弥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审思《孙子兵法》超越时空的魅力，其核心的价值支撑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兵法蕴涵的朴素而深邃的科学精神。
从哲学层面分析，《孙子兵法》蕴涵的科学精神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兵学领域的展开与升华；在具体形态上，这些精神则体现为孙武对战争观念、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诸多层面军事认知的探索、把握和创造。伴随《孙子兵法》的后世传承，这些科学精神以文化的形式逐步注入社会，成为中华民族2500年来斗争哲学的主导特质，同时也以巨大的发散能量，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世界军事文化的发展。
一、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开宗明义之语与其说是在倡导重视战争，毋宁说是在警示慎待战争。“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在孙武看来，战争事关国家存亡，人民死生，息兵偃武固不足取，穷兵黩武同样祸害至深。由此，孙武认为战争的发起必须慎之又慎，“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是否进行战争，应当坚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利不战”的原则，“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如此方为安国全军之道。
应当说，《孙子兵法》中有关“慎”战的直接篇幅并不太长，主要见于《计篇》、《军争篇》、《火攻篇》等，然而，在孙武精邃富赡、缜密严谨的行文论证中，“慎”战思想却统领并规范着兵法的基调及其他思想的层层展开。“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以此为逻辑起点，方有“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的决策慎重，方有战争实施的慎重，努力争胜的决心以及严明治军的方略。
从现代军事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慎战”属于战争观层面的思考，它是孙武对战争问题的一个基本认知评价。构建一个兵学理论体系，战争观的确立是首当其冲的环节。诚然，《孙子兵法》当年成书的目的更多在于博取吴王阖闾的赏识，不大会有这种浓重意识，然而这并不影响做出如此判断：孙武天才地遵循了这一理论规律，并字字珠玑地展现了“慎待战争，利益为上”的理念。如果将这一理念归结为功利主义，孙武的慎战思想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战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鼻祖，而现实主义实乃当今国际关系思维的主流。不过，如此审视孙武多少有点现代化、理想化的嫌疑，本源上，孙武慎战思想的超时代性出自其对春秋时代历史和文化朴素而科学的总结。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力政。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争霸战争绵延不绝，而争霸的压力也加速了各诸侯国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并促成了包括兵学文化在内的子学文化的空前繁盛。由于战争频发，在追问和解释战争现象的过程中，诸子百家的战争观念获得了群体突破。如：老子主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墨子则强调“兼爱”为第一利器，“我义之钩强，贤于舟战之钩强”。韩非也认为：“凡兵革者，所以备害也”。尽管诸子百家有关战争的观念并不相同，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与影响也未尽知，但以上的观点还是可以明示，春秋时代人们对战争的暴力性已有足够认识，争霸战争的惨烈后果已为人们考虑“慎战”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卓越的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孙武对此察觉显然更深。
从《诗经》、《左传》等典籍反映的思想来看，周初略显的民本思想，在孙武所处的吴楚争霸的春秋末期已经蔚然兴盛，这一观念显然影响到了孙武。在考虑战争问题时，孙武非常重视民众因素。如，柏举之战前，孙武向阖闾陈述反对兴兵攻楚的理由之一便是“民劳，未可，待之”。在《地形篇》中，孙武也强调将帅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可以说，孙武力推的“全争于天下”战略决策，是以保民和利主为立足点的。孙武之所以主张伐谋、伐交，尽可能地避免战争，是为了防止“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以免敌国“乘其弊而起”，招致“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的恶果。当然，不战而取威定霸的上上之选有时未必能够奏效，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孙武的“慎战”依然发散于战争准备、实施、结束的各个环节，做好先胜、庙算，求得“自保而全胜”，即使“战胜攻取”，也应“修其功”，以充分避免战争的负效果。
可以说，诞生于封建社会萌芽时段的孙武慎战思想是东方哲学辩证思维和人道精神的璀璨成就，其忘战者危、穷兵者亡的朴素灼见触摸到了阶级社会战争现象的基本规律，因而具有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孙武之后的历代兵学家大都秉承了这一基本立场。“夫乐兵者亡，而胜利者辱”（《孙膑兵法·见威王》），“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深戒之”（《百战奇法·忘战》）等等军事认知莫不是孙武思想的延展和发挥，慎战思想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由此也可得到充分注解。
二、先胜全胜的不战智慧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在《孙子兵法》理论体系中，孙武的战略设定异常光彩夺目，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智慧无可比肩地在兵学顶峰屹立千年，至今仍被人们从伦理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解读。
逻辑上，孙武带有理想意味的“全胜”战略是“慎战”思想的直接导论。由于兵凶战危，万全之策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全局的最大的胜利，由是，孙武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用兵的至上境界。在这一层面上，《孙子兵法》的最高追求已然超越了战争本身。不过，作为军事家，孙武没有当然也不会排斥“伐兵”的军事手段，他的不战设定意在谋求“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局面，而取得没有或者较少有负效果的胜利，伐谋、伐交等非军事手段显然是上选。
综合运用伐谋、伐交、伐兵的手段，“从今天的学术角度分析，这一战略思想是高于军事战略的大战略”。在这种大战略思维中，东方朴素的系统论观念明晰可见，这一理想和实践的相统一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危机管理理论和威慑理论的思想源头。需要着重指出，孙武的伐谋、伐交与后世纵横家的谋略控制和外交技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非常强调军事实力的基础地位。如，在伐谋的过程中，孙武提倡“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也就是说，以强大的军力兵临敌国，其他诸侯国就会因慑于我的兵威而不敢与之结交。若能达成这种态势，即使“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就可拔人之城，夺敌之国。这种实力的打造和兵威的凝结实质上又是孙武的另一著名致胜观念——“先胜”。
从军事认识论的角度，“先胜”不仅是“战胜”的保证，更是“全胜”的前提。要实现不战而全胜、无杀而全师的战略目标，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获取“先胜”的综合优势，否则伐谋、伐交终是无源之水，无法取得理想效果。在孙武看来，“善战者”先为的“不可胜”应具有丰富的内涵，当涉及道（政治，民意）、天（气象）、地（战场）、将（将帅素质）、法（军队编制、官吏制度、物资管理）的较量，也暗含着兵众（武器装备、物资保障）、士卒的强弱分化，最终应当累积为“称胜者之战民”所需的“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获取“以镒称铢”的战略优势。
从行为学的角度理解，以最优的准备和最小的代价实施行动并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是效率和理性的客观要求，孙武无疑准确而朴素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当然，基于历史背景和技术进展的状况，孙武时代并不具备对战争效益进行定量的精细的评估条件，春秋末期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兵力和武器效能通常也不能形成“以镒称铢”的悬殊局面，但这丝毫无损于孙武先胜、全胜思想的真理价值。且不说秦汉至清，历代兵家一直视“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为兵学要旨。近代以来，孙武高明的战略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也在被有意无意地反复印证着，受到了西方军事学家的顶礼膜拜。如殖民时代，可能并不懂得《孙子兵法》的西方列强利用武器技术获取的兵力优势的确能轻易地营造出以一当百的战局，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的库斯科战役中，“190名穿戴铜盔铁甲的士兵竟击败了2万名用石头武装起来的当地人。西班牙方面唯一的伤亡是一名没戴头盔的士兵”。这种震慑效果，自然会让殖民地国家闻风丧胆，放弃抵抗而接受屈辱。二战以来，伴随着核武器作为战略手段的出现，人类在不寒而栗中更是充分领略到了“慎战”思想的深刻内涵。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高技术武器发展的全新态势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也愈发凸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思想的隽永。确切地说，实力震慑，威加于敌，追求全胜，也一直是当代霸权和强权战略奉行的基本思路，苏联在“冷战”中的败落，各主要强国之间存在着军力积“形”竞争却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都是对此的最好反证。近年来的北约东扩、日美强化安保同盟以及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同样也暗合了“威加于敌”的“伐谋”、“伐交”战略。
三、审时度势的战略预见
由于涉及到诸多社会与自然的变量，战争的态势注定会瞬息万变，充满着不确定性，其间，敌对双方“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活力对抗，更是增添了战争的重重迷雾，使得战争过程诡道遍布。如何透过斗争的表象、假象，进行精准的、科学的战略预见，直至今天仍然是军事领域的重大难题。然而《孙子兵法》对此却极其超然。对于战争胜负的料定，孙武显示了异乎寻常的信心。“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种断然的、强烈的自信出于其对“五事”、“七计”、“九变”等战争致胜因素的深谙熟知，源自其高超的战争筹划能力和战略分析能力。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算”，是《孙子兵法》开篇推崇备至的战略预见行动，是其审时度势能力的集中体现。
从军事认识论和实践论出发，战争发起前运筹于庙堂，分析敌我态势，的确是实施战略、战役或战斗指导必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它要求战略指导者要回答“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等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外界援助以及主观努力等问题。客观分析，无论孙武时代还是当今环境，这些问题都基本涵盖了全局的、关键的战争要素，以此探求战争胜负之情，符合唯物论和对策论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孙武对“取于鬼神”、“象于事”、“验于度”的唯心、主观臆断方式的根本排斥，闪烁着难能可贵的求真求实的理性之光。在这一层面上，“庙算”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战争预测的科学方法论。
进行庙算预见，回答孰强孰劣，战略指导者显然需要掌握足够的敌情我情，这不仅是个先知的问题，也是一个“尽知”的问题。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有关敌情的获取，孙武给出了“相敌”、“用间”和试探等方法。“相敌”意指观察敌情，以求“望其垒则知虚实，望其卒则知其来去”（《六韬·虎韬》）。在《行军篇》中，孙武总结了大量的察敌言行、细观自然的侦察经验，尽管随着时代变迁，孙武这些相敌之法早已失去当年价值，但其蕴涵的见微知著的理性演绎精神仍可以给人以无限启示。不过，观察敌人自然显露的信息多少会有些被动，孙武认为还应当采取一些试探行动来主动探知敌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以求洞悉敌人优劣长短、活动规律和部署虚实等等。与外围“相敌”和试探相呼应，“用间”则可以从敌内部进行秘密的情报搜集。孙武强调，“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九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而探知以上信息，是间谍的任务，诸侯若能令“五间俱起”，当会有神秘莫测的用兵效果。
与了解敌情同步，对己方的战争实力和战略态势进行评判，同样也是进行战略预见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某种意义上，庙算中“知己”比“知彼”更需要勇气和洞察力，对此，孙武深刻指出，“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总之，是“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需要指出的是，庙算本意是指战争发起前静态的、长程的战略思考，知彼知己，料敌定势显然不应完全局限于这一范畴。战争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复杂过程，随着战争的进行，敌方的情况、己方的情况，绝非固定不变，战略态势转换的情况可能随时都会发生。进行战略预见，必须要审时度势地进行，跟进战争中变化，为战略制定、战役指挥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在这一点上，战略指挥者应当在时空上超越狭义的庙算，审时度势地进行预见和筹划，与“先胜”准备和灵活主动的作战指导进行密切的联动。
四、因情应变的作战指导
“用兵之术，唯因字最妙”。“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孙武“谓之神”。由此，足可管窥兵圣对作战因变策略的推崇与重视。通观《孙子兵法》，孙武用“因”阐发了一系列兵学命题，涉及造势、积形、用兵、侦察等方方面面。若以重要性和内涵延展的范围进行排序，“因利制权”和“因敌制胜”无疑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命题诸如“因粮”、“因形”、“因间”、因天时、因地利等都可内涵于这两者之中。
所谓因，当是依情而变，灵活应对，把握主动权。在《孙子兵法》的《形篇》、《势篇》、《虚实篇》的论述中，作战方式不过是攻守、奇正、虚实六要素的搭配。统帅全军与敌作战，善攻善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是“奇正”的战术变化问题，打击敌人如同以石击卵，则是“避实击虚”的正确运用问题。然而，孙武的攻守、奇正、虚实之论，上升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的角度理解，却蕴涵了令古今军事家高山仰止的作战应变的指导方略，体现了孙武对军事辩证法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朴素而精深的把握。作为敌对双方生死攸关的角力行为，作战指导中制与反制的矛盾错综复杂且变化急速，哪方拥有作战主动权，制胜的天平就会向哪方倾斜。孙武认为，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在于因情应变，因敌致胜。而因情应变，因势利导，首要条件是知情、知势。这要求作战指导者要把握战争中敌我、得失、攻守、强弱、劳逸、众寡、勇怯、胜败、专分、治乱、虚实、奇正等一系列矛盾构成的态势，“杂于利害”，权衡出利弊得失，找到趋吉避凶的立足点和途径。其次要注意造势克敌。战争的矛盾并非固定不变，“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为作战造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若能“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则可不与敌交手，而消其势。
当然，作战指导的目标是任势制敌，最终要落实到利用积聚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的能量，达到向敌人施压、战胜敌人的目的。在任势的行动中，孙武非常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他指出，作战应“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只有这样，才能“应形于无穷”，游刃有余地把握作战行动。这显然是对因变制敌的一种反证式的理解和操作，以防止我因敌情时，敌方因我而对我反制。与“致人而不致于人”紧密相联，孙武力陈作战行动要讲求奇正之变、虚实之击。由于“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也因为他们善于“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形人”优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作战指挥者对敌方的弱点一览无遗，如此，指挥者只需因敌之虚、等待敌人出现漏洞，自然就能够“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气；“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来治心；“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治力；“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以治变，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取得“胜于易胜”的胜利。在这一层面上，“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挥原则在逻辑上、目标上与“慎战”、“先胜”、“全胜”思想具有高度的关联和一致。
“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某种意义上，以正合实，以奇击虚，已经具备了兵法原则的意味，作战指导者可以视之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指导方针。而具体到战争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随机处理，孙武强调“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倡导用心用力之处，妙在不守成规，灵活处置，以变对变。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再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等等。总之，应当“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每次战争都不重复老一套的方式，而是适应不同的情况，变化无穷。这又是孙武规律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五、令文齐武的治军理念
战争实质上是敌我双方的力量拼争，克敌制胜，不仅要善于对敌施事，还应敏于修内，善于统御治军。如上述及，在针对对手的战略设定、形势预测和作战指导等方面，孙武的思想确然超凡不群，而在指向己方的强兵治军领域里，孙武的认知同样远承后世。
关于治军，《孙子兵法》十三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归结起来，核心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狭义上，这一理念可以理解为：治军当秉承文德与刑威并重，宽仁与严戒并举的原则，用怀柔宽仁的手段使部队思想统一，用军纪军法的手段使部队行动一致。若赋以宏观视角，也可解释为文治与武功相互配合，经国与治军相得益彰。单在字面上，“令文齐武”已再度闪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光芒，而详尽把握其思想内涵，还应结合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体察孙武当时呈献兵法的心态与意图。
吴楚争霸、吴越争雄的孙武时代，社会变革已深入到经济、政治、技术以及军事领域，“礼崩乐坏”与法治思想的萌芽冲击着社会宏观治理方式和管理理念，军赋制度的改革也对军队传统的任用奖赏制度提出了现实挑战，孙武“令文齐武”治军理念的提出，既是这一历史趋势深刻反映，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管理理念变革的先导。
在兵法倡导的诸多治军原则中，最能直接体现“令文齐武”理念的当属奖励军功，赏罚并举。“杀贵大，赏贵小”（《六韬·将威》）。在《九地篇》中，孙武指出，若想顺利指挥三军，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所谓“无法”，即不同之法，“无政”，即不同常规，这里的“法”与“政”，指的就是西周以来贵族“世卿世禄”任官体制所形成的常规和惯例，为军队选贤任能打开了突破口。至于罚，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孙武自己“吴宫斩美姬”的故事。“齐之以武”的概念包罗甚广，最为重要还是法规的确立与施行。“法者，曲制、官道、主用”，孙武指出，应当确立军队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权限，制定军备物资、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并将此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之一，要求严格执行。孙武认识到，预测战争的全局结果，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法令孰行”，政令、军令、法规必须要持之以恒，“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否则，不会出现民“与上同意”的局面，难以激发军队的战斗热情。
从内涵上探究，除了规则意识之下的激励与惩戒，“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更多场合下倡导的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教化和管理。孙武认为，“上下同欲”、“齐勇若一”的局面形成，需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同时需要将领以“信”、“仁”、“勇”表率行为感染、教育士卒，提升军队的士气。不过，这种仁爱不能逾越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与规律和法治相抵触，治军中应当避免“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无论出于何种角度，治军都是为君者、为将者的职责。然而《孙子兵法》的行文，通常是以为将的角度考虑治军之事，有关定制谋战的宏观君道治军直接论述甚少，只是见于《计篇》、《九地篇》等寥寥的几句忠告之语；对于富国强兵，十三篇更是只字未论，反倒是同时代的孔子率先提出了足食足兵之教。从《孙子兵法》展现出的高明智慧和缜密思维进行分析，孙武不大可能把握不住经济与战略的关系，事实上，孙武在《吴问》中分析晋国六将军存亡次序时，对经济与战争的密切关系已有精辟卓越的分析，考虑到其对于战争消耗、粮秣后勤问题的关注程度，孙武事实上已经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一重大命题的处置思路呈现给了吴王阖闾。正是因为这个“呈”字，孙武可能有意识地将自己设定在了“兵”的范围，突出了将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孙武“利合与主”、“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正是其君道治军的迂回反映，而良将选用，将帅“五德”以及“静、幽、正、治”的性情要求也是其君道治军的间接延伸。
《孙子兵法》蕴涵的基本科学精神是朴素的、原始的，是以感性的演绎方式出现的，出于避免将其过分现代化、抽象化的考虑，本文以原文为基础将其进行了条块式的分析。应当指出，《孙子兵法》的恒远魅力不在于其某一行文、某一条块体现的思想内容，而在于其理性和智慧之光，在于其系统与辩证的思考，准确把握其真理认知的方法和科学创新的价值，对于启迪思维和指导战争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构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