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兵如子 带兵之道——孙武的爱兵思想对当代治军的启示
黄学禄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深透的治军带兵之道,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被人们尊奉为“兵经”。《孙子兵法》中虽然没有论述“治军”的专篇,但蕴涵其中的丰富而朴素的爱兵思想,彰显着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治军精义,成为孙武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武的“爱兵”思想,我们今天加快军队转型,构建和谐军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秉承优秀带兵理念,推进部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纵观孙武爱兵思想,其核心要旨是“视卒如子”。孙武认为作为一个带兵者,一定要善对自己的士卒。孙武在《地形篇》中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奚谷;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武提出对待士卒要像对待婴儿与爱子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精心抚育,才能得到士兵“愿赴汤蹈火”、“共难同死”的拥护。作为善于率兵者,培养部属如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爱护士卒,待之如子女,士卒就会冒死作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牢,而见劳苦之明也。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难。”两军相争,谋在将帅,胜靠士兵。将军的伟大是以其英勇善战的士兵为条件的,融洽而良好的官兵关系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因此,古今良将无不把爱护士兵,以自己的行动点燃部下的感情之火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这与古代的《尉缭子》中“将不心制,卒不节动”,《史记》的战国吴起为将时“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故士卒很勇敢,《新书》的“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的“爱兵”思想具有一致性。孙武提出的“视卒为婴儿”和“视卒为爱子”朴素爱兵思想,就是要摆正将领和士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战场上,将领和士卒同甘共苦的重要性和应起到的作用,是为大“爱”,也是将军与士卒在战场上、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在共同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达到的上下同心同德,合力制胜。士兵是军队活力的源泉,是一切创造性的根本,是胜利之本。因此,爱兵必须要真情、真心、真挚,想士兵所想,急士兵所急,帮士兵所需,只有把士兵冷暖挂心上,对士兵以诚相待,做士兵的贴心人。唯此,才能带出官兵甘苦与共、英勇无畏的战斗集体。对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这就告诉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用什么态度、观念和感情对待基层官兵,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确保官兵主体地位的前提。无论是古代的军事家还是现代的政治家,爱兵的思想几乎是如出一辙,可见其重要性所在。应该这样比喻,倘若优秀的、百战百胜的将者为“兵神”,那么千千万万的默默无闻的第一线的士兵应为“战魂”,“兵神”若想创造战争的神话,就必须真心实意地去关心、爱护“战魂”,他们才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为系、利为民所谋”,深刻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对党员干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作为新时期的带兵人,肩负着我军历史使命的重任,身在高位者,应该心系基层,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把基层的冷暖疾苦常装在心中;身在基层者,更应该爱兵如子,与战士同甘共苦,率先垂范,始终做到与战士同呼吸、共进退。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上下一心、生死与共,出凝聚力、出战斗力。
    爱兵的关键是要从严治军。我们理解孙武的爱兵思想不能断章取义,要从整体上把握。孙武在明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的同时还着重强调,真正的爱兵还要从严要求,“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厚而不能使,譬若骄子,不可用也”。从作战和制胜的观点出发,将帅对待士卒如果只知“厚养”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去教育,士卒行为必然乖张不羁;违法乱纪而不能约束惩治,过分溺爱士卒,不加管束,使士卒受溺爱、成为娇惯成性的骄子,这样的军队就会像娇生惯养的子女一样,是不能用来作战的。孙武在这里深刻指出了“爱兵”的“爱”与“严”的辩证关系,即既要爱兵如己出,还要严加管理、严格训练,致使其行为合乎规范。所谓规范,就是齐勇若一,在战场上用起来得心应手。其实这也可谓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这一点上,孙武的爱兵思想与《子产论政宽猛》中国君对百姓治理的方法,《尉缭子》中有“将不心制,卒不节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爱兵”之道,古今一理。真正的“爱兵”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包含着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培养人等丰富的内容。正如鲁迅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深怀爱兵之心,恪守将兵之责,多办利兵之事,把严格融成情、化作爱,让军法军纪走进士兵心灵,变为自觉行动,如此带兵才是“善之善者也”。当前我们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创建和谐军营的过程中,孙武的这句话,给人以很多启发。但我们千万不能对“和谐”产生误解,乃至曲解“以人为本”的涵义,放松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须知,爱而不溺方为上。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必须充分尊重广大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不分时间、场合而无限制地张扬每个人的个性,甚至把缺点当成特点,把不务正业当成个性发展。也不能错误地认为,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个人为本,甚至对个别同志的呼声和要求,不管正当与否都一味想方设法予以满足。更不能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只强调人性化、人情味,不讲党性原则和纪律,只讲面子不讲原则,只讲义气不讲法纪,上下一团和气,甚至降低管理标准,降低训练难度。这样只能导致牺牲部队的战斗力,正如孙武说的“譬若骄子,不可用也”。那么,从严治军和军事斗争准备也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练精兵、谋打赢了。正确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严中有爱,严中有情,在和谐的氛围中体现人文关怀,不但要胸怀爱兵心,着眼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更要爱而不溺,从严带兵治军。不能“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而是要把爱护官兵生命与培育战斗精神统一起来,把关心官兵个人发展与从严治军统一起来,把尊重官兵权益与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部队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有利于部队整体战斗力的提高,才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
    爱兵的根本途径是要以德服人,使军队上下同心,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有机整体。《孙子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用兵打仗,既要有智士的运筹帷幄,又要有贤将的英明指挥,更要靠义卒的拼死杀敌。只有上下齐心,团结一致,才能战无不胜。要做到这一点,核心是将帅要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才能激励士兵。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将帅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全军情感相融,精诚团结,乃是军队形成强大战斗力的心理基础,而官兵平等,领导身先士卒,则“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将帅“五德”论也是《孙子兵法》治军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将帅是军队的统领,是军队作战、训练和日常管理的直接领导者,一支军队性质如何,战斗力如何,作风纪律如何,关键在于军官队伍的状况。所以,自古兵家就有“治军先治官”的共识。孙武高度重视将帅的作用,他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他将“将孰有能”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武提出了将帅应该具备的才能“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标准。包含了将帅的“文德”和“武德”。“智、信、仁”为文德,“勇、严”为武德。“将帅五德”的核心是“仁”。“仁”是军队宗旨“道”在治军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将帅五德”每一德都是“仁”德的体现或补充,是治军原则“修道”在治军各领域的细化和规范。他主张恩威并施,行之以信。这样,将帅才能树立人格威严,做到治军善严。“仁”、“勇”是以“仁”为核心的“道”与“德”在将帅精神品质方面的集中体现。孙武不仅强调对部下要“仁爱”,当具有“仁义”之心,胸怀宽广,体谅下属,理解其需求,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身为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对待战俘也强调要“卒善而养之”。“勇”则是要求将帅在战争中不怕艰险,勇敢作战,为士卒作出榜样。总的来说“仁”、“勇”是指将帅要关心和爱护士兵,身先士卒,处处做士兵的表率。这样带兵才能“与众相得”,使军队上下一心,形成一个团结、坚强的有机整体。孙武“将帅五德”以“仁”为本,本身就是“唯人是保”观念的体现。“信”是为将者必须具有诚信和人品,信者口令一也。在任何情况下,对待任何人和事都必须言行合一,讲求信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最后,要恩威并举,严格立法与执法,威严肃众;以身作则,“将若以道为心,与人同利共患,则士卒服,自然心与上者同也”。所以,有智而无信就是欺诈之人;智勇双全而无仁就会失去人心;仁者无智就是愚笨;仁者无勇就是懦夫;仁而无严就会丧失权威;严而不仁就是苟暴;勇而无智就是鲁莽;勇而不仁就会四面楚歌;智有余而勇不足才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多处强调将帅的表率作用,提倡与士兵同甘苦、共安危,乃是其治军思想的精华,在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名将李广的“爱兵如子”,三国曹操的“割发代首”,晋代羊祜的“以仁治军”等等,无不打上了孙武将帅道德观的烙印。因此,作为带兵人必须以身作则,时时处处要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带好部队和出战斗力的问题。总政治部颁发施行的《军人道德规范》就基层带兵人而言,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把这些规范和要求贯彻到带兵当中,做到以德带兵。所谓以德带兵,主要是指德治范畴。在依法治军的进程中,德治不仅有法治所不可替代的功用,而且为法治的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伦理根基和思想文化氛围。回顾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功的带兵经验,条条渗透着以德治军的思想。随着部队兵员成分和官兵价值观念的变化,对新形势下如何维护官兵团结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着力研究解决。但有的带兵人“以德带兵”的思想树得不够牢,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与以德带兵相悖的做法。比如,有的不能做到诚实守信,对上级的规定、命令和指示,不是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而是说一套、做一套;对战士的疾苦,不是实事求是地积极帮助解决,而是讲空话、讲套话、讲假话;对战士的现实思想问题,不是加以正确疏导,而是一味批评。有的带兵人对待战士态度粗暴生硬,管理方法简单,处理问题武断蛮横,对士兵动不动就大声训斥或变相体罚。有的带兵人,教育战士既不是耐心细致地讲清道理,而是以“哄”、“骗”、“吓”、“罚”代替经常性的思想教育。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危害却不可小视。因此,我们必须要提倡“以德带兵”,首先要求带兵人带头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政治素质。必须要把依法带兵与以德带兵结合起来,坚持按条令条例办事,在管理教育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可以说,带兵人自身的道德素质提高了,以德带兵的良好习惯逐步养成了,就能把兵带好,我们的部队就会越来越有凝聚力和战斗力。
    总的来说,孙武的爱兵思想是深刻的,从尊重士卒、爱护士卒的角度出发,是为“大爱”。因为在古代的军队里,士卒来自最基层,他们是一种缺乏被关怀的弱势群体,除了冲锋陷阵之外,其他的一些物质及心理需求往往被漠视,久而久之,这样的建设的军队就有可能形成了畸形的战斗力。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了“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后来,我军在长期的建军和作战实践中,又逐步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一支穿着破衣烂衫,拿着长矛大刀,从山沟里钻出来的部队,为什么能够把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下;为什么同是一个人,昨天是白军,今天到红军就会变成自觉的革命战士。他们在这个部队里深切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和主人翁的地位,深切感受到官兵之间无论职务高低,没有贵贱之分。这就是和谐,这就是爱兵的体现,这种“大爱”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是军队战斗力的根基和源泉。
   孙武的爱兵思想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也是很深刻的,是兵家杰出的典范,值得我们在贯彻“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带兵理念中认真学习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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