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武兵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为，从孙武出生到去吴国之前
这一时期孙武的社会实践在齐国，他耳闻目濡的是齐文化的熏陶，接触的是齐文化军事思想的影响(当然也完全可能受北方各国战争悲喜剧的影响)。
齐文化军事思想对孙武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齐国悠久的兵家传统的影响。自齐太公建齐以来，出现了许多的军事家，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就军事家来说影响较大的就有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等；就兵法著作来说重要的就有《六韬》、《管子》谈兵论战篇、《司马穰苴兵法》等。齐国的兵家传统、军事家事迹、重大军事活动、对外战争的经验教训、兵家理论，无疑每时每刻在影响着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孙武本人，这就为后来孙武撰写《孙子兵法》提供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二是孙武自身家世的影响。孙武家世，乃将之世家。孙武的前辈陈无宇、陈僖子(陈乞)、陈书，都是当世声名显赫的军事名将。这样的家世和环境对孙子必然有着重大影响，这也是孙武能够写出《孙子兵法》的重要源泉之一。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形成，还是对撰写《孙子兵法》都是极为重要的。没有这一阶段的社会实践，仅靠到吴国的隐居就能写出《孙子兵法)，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这一阶段只能是孙子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所谓初步形成，是因为它受两大缺憾制约：一是孙武本人，没有记载证明他亲自参加战争和战役战斗，也就是没有自己的战争实践，所以这种初步形成的军事思想是别人间接实践的结果，是对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这就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二是孙武初步形成的军事思想并没有经受战争实践的检验，也就无法证明其科学含金量。
这一阶段，孙子初步形成的军事思想深深地打上了齐文化的烙印。它的特点是齐文化占主导地位。
二、《孙子兵法》的初次问世阶段。兵法初次问世的标志是孙子献给吴王的兵法十三篇
这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为，从孙武自齐国出奔吴国始，到孙武向吴王阖闾献自己的兵法十三篇止。在这个阶段里，孙武生活在吴国，感受到的是与齐文化有着重大不同特点的吴文化。笔者认为这一阶段就孙武的军事思想形成来说，是齐文化与吴文化在心理上的磨合时期。
在这个齐文化与吴文化碰撞磨合阶段，孙武社会实践的对象是吴文化，或曰吴越文化。一方面，吴越的地理特征、气候特点、经济特点、风土人情、民俗习惯、思想特点、战略特征、战术思想，吴国以往对外作战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等等，必然对孙武产生重大影响，孙武也必须认真学习和接受吴文化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孙子也必须使自己的军事思想适应吴文化军事思想的实际，这就有一个吸收新军事思想，修改头脑中原有的齐文化军事思想的问题。同时，对于原有的军事思想中，哪些是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符合战争规律的理论，哪些属于具体的战术战例应变式思想等，都存在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就是齐文化与吴文化的磨合过程。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初次问世阶段里，显然吴文化对孙子的影响是起主导作用的，其内容是齐文化与吴文化的融合。初次问世的兵法十三篇是吴文化与齐文化经十几年磨合的结果。
三、《孙子兵法》的正式成熟阶段
现存的兵法十三篇的最早问世始于何年，无确考，但却是历史事实，即肯定是为吴将后，或解甲归田后在吴国所写。其理由如下:
首先，阖闾三年所献兵法绝不可能是现今通行的兵法十三篇。因为这个兵法只是孙武隐居吴地，经潜心研究后所写。尽管它可能吸纳了以往传统的兵法内容，尽管它可能涵盖了齐文化与吴文化的精华，但是它的致命弱点是没有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
其次，《史记·正义》云:魏武帝曰“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这条记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孙子兵法》作于吴国；二是《孙子兵法》是孙武为吴将以后所作。这就说明，这个兵法十三篇绝不是原来阖闾三年献给吴王的兵法十三篇。尽管这两个兵法之间有承绪关系，或者后者是对前者的修订。“以十三篇于阖闾”与“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不是一回事，十三篇也不是同一个十三篇。
其三，《计篇》内提到的五计七情，非常宏大，气魄高深，这决不是一般的隐居之人的口气。特别是“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他本身如若连“将”都不是，能有这样肯定而至深的体会吗?
笔者与传统两种意见相左的是对此篇一段话的理解:《计篇》谓“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传统的解释有二:①如果听从我的军事谋划，指挥战争必定胜利，就留下来；如果不听从我的谋划，指挥战争必然失败，就离任而去。②裨将听从我的意见，任用他必定能胜利，就留用他；裨将不听从我的意见，任用他必定失败，就除去他。前者是孙武对阖闾说的，后者是孙武对裨将说的。这两种意见相同的偏颇之处在于，他们都把这里的“吾”理解成孙武本人，不同之处是把“将”一个当裨将的“将”，一个作介词“将”，主体是阖闾，都是讲的孙武与他人如何如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解释皆不确。因为孙武在此篇讲的基本都是战争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即一般意义上的军事理论。既如此，不可能单独把自己摆进去，以自己为取舍，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么说。 “将”指“裨将”没错，错就错在把“吾”理解成“孙武”。
笔者窃以为，这里的“吾”是泛指，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具体人，即不是指孙武。就本篇是指统率裨将和军队的人，可能指国王，可能指统帅。其意思是我作为统帅，按照五事七计原则进行谋划，你听我的就用你；你不听我的就不用你。“吾”绝不是指“孙武”，而是指有统帅权的人。正如孔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的“吾”字，绝不是指“孔子”一样。即如此，以孙武在野的身份，是不会说出如此高阶层的话来。假如上面提到的第二种说法是对的，即“裨将听我孙武的话就留用他，不听我孙武的话就除去他”，那么，不恰巧证明孙武已经是统领裨将和军队的统帅了吗?这不更进一步证明目前的十三篇是孙武为吴以后才有的吗?
其四，《孙子兵法》十三篇，笔者以为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讲的是带有相对抽象的战役战术原则理论，而第九篇至第十三篇讲的是具体战术运用时应注意的具体原则。它对这些具体战术行为原则叙述得特别细致，如《行军篇》，对地形特点的分类，有害地形，军情表现……叙述极其具体。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亲临战争实践的人能够写出来。更无法想象不经过战斗洗礼的人能有如此丰富的战术经验。问题只能作一种解释，即目前通行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孙子为吴将后，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体会总结出来的，而不是阖闾三年所献的兵法。其他的解释都很难令人信服。
前十三篇和后十三篇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作者孙武有没有参与战争的战役战斗实践；兵法有没有经受战争血与火的考验锤炼。这一阶段，孙武直接参加了吴国的军事实践，毋庸置疑的是受吴文化及吴军事思想的影响和熏陶，通过战争实践修正完善原有的军事思想，吸收吴文化的军事思想，从而写出今天我们见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
四、对《孙子兵法》正式问世的认识
由上所述，我们今天所见的流行的《孙子兵法》的产生，经过了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的成形与正式问世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个过程，后者是一个具体时间。
《孙子兵法》的正式问世，这本来是一个无需争议的问题，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即正式问世于吴国，而不是任何他国。这无论是前512年孙武向吴王献的十三篇，还是后来问世的、今天流行的《孙子兵法》，都正式问世于吴国。因为这有正式的史料记载做依据，其他说法只能是猜测。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