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思想及其价值
公丕澍

    姜太公是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太公一生,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建树,其中尤以军事最著,所以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艺术之渊薮。
    一、军事思想
    姜太公作为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唐太宗、玄宗曾立“太公庙”,玄宗更追谥其为“武成王”,将其视为“武”圣人,宋神宗要求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传世的《六韬》记录和传承了太公的军事思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六韬》的精华。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开创的齐国兵学传统,就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文韬·兵道》中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体现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其军事思想的高明与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以高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因此为历代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2000多年来,不断有人为其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的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
    二、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六韬》载太公之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主张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体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
    三、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体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思想。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姜太公指出,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的要求来选取贤能,再根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强弱,评定其政绩的优劣,使之名实相当。因此必须坚持选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标准。关于选拔任用贤才的标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仁、义、忠、信、勇、谋,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则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国君上贤、举贤,旨在任贤、用贤。如果上贤、举贤而不任贤、用贤,亦只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这种停留在名义上的上贤、举贤,是不会获其功而救其乱的,相反则会使世愈乱,以至造成国家的危亡。
    四、理财富民思想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可见,“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理财富民思想,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后来齐桓公和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理事、新九州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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