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姜尚、孙武之后，在战国时代的鼙鼓声中，齐鲁大地又诞生了一位军事天才，他就是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和军事家吴起。在60多年的风雨征程中，他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为华夏的军事史和改革史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卫国左氏（今山东陶西）人，生年不可考，卒年为公元前381年，据钱穆，孙开太等学者考证，大概享年60岁。吴起作为一个 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虽然得到了历代的承认，但对流传至今的《吴子》六篇的真伪的看法，学术界则颇多歧义。本来，在清代以前，对《吴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尽管也有些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也没有对吴起与该书的关系提出疑义。直至清朝学者姚鼎、姚际恒，近代学者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才明确提出《吴子》为后人伪托，前人所述的真实的吴起著作已经亡佚。考诸史实，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吴起的著作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了相当一部分，今本《吴子》仅是其残本并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但是，其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吴起的军事思想，它与吴起的关系是无可怀疑的。这是因为：(1)吴起曾经写过一部兵书并长期流传。(2)今本《吴子》的不少内容可以与《史记》等书的记载相参证。(3)今本《吴子》所展示的兵学要义符合战国的时代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
据大多数学者考证，吴起早年即熟读《孙子兵法》及其他兵家著作，指挥过几十次征战，既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大概在任西河守的时候，与其幕僚一起陆续完成了这部兵学著作。虽然流传至今的《吴子》六篇只是原作的一部分，但从中仍可以看出吴起军事思想的博大和深邃。
吴起继承其前辈孙武等人的优秀军事遗产，总结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兵学思想，撰写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个人特征的兵学著作，成为历代兵家必读之书，宋代被编入《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宝典之一。
吴起认真探索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著名观点，认为政治与军事密不可分，只有政治搞好了，才能用兵打仗，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图国》篇中，他指出，所谓“文德”，就是要求国君必须修“四德”：“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同时以这四德“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全国上下一致，全军官兵一致，临阵行动一致，战斗中协调一致。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国君亲贤任能，勇于纳谏爱护百姓，“爱其命，惜其死”，使之“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又“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就能使士卒“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发挥出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吴起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反对穷兵黩武。他认为进行征伐必须慎之又慎，最好一战而胜。他说：“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他将当时的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类：“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隐约意识到战争的正义与否与胜负的关系。总之，吴起不是单纯就战争论战争，而是把战争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考虑，看到政治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他虽然还认识不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真理，但看到政治对战争的制约作用还是难能可贵的。
如何“治军”是吴起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军队是战争的承担者，战争的胜负，除了政治、经济、民心等条件外，军队的素质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吴起认为，兵贵精而不贵多，所以“以治为胜”。只有建立一支法令严明、赏罚有信、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将士同心、内部团结的军队，才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治兵》篇中，吴起把这样一支军队称为“父子之兵”：
“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魔，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在吴起的治军思想中，特别重视取信于军，爱护士兵。他要求将领必须取得士兵的信任，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使之“乐战”，才能发挥巨大的战斗力。吴起本人是取信于军、爱护士兵的典型。他不惜用口为士兵吮脓血，收到了士卒勇往直前、死不旋踵的效果。吴起同时也注重对士卒的教育训练，主张“教诫为先”，要求坚持不懈地搞好军事基础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其中包括单兵技术、战斗队形、阵法训练以及“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驯育马匹之道”等等。在训练方法上，他强调“学战之法”，“一人学战”，由点到面，层层推广，直到“教成三军”。他还强调“教战之令”要求根据士卒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当的分工训练，并按照一天训练的内容与程序严格执行。通过严格的经常的训练，使士卒保持较高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斗争意志，能够随时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在《励士》篇中，吴起还专门阐述如何激励士气。主要办法是大张旗鼓地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功劳越大奖赏的规格越高、礼节越隆重。国君要亲自设宴招待，定时慰问，赏赐阵亡将士的遗属，使将士有一种崇高的荣誉感，不仅乐于听命，乐于作战，而且乐于拼死，发挥出“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的战斗力。
吴起对将领的素养提出了特殊要求。他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必须是“总文武，兼刚柔”，智勇双全，具备“五情”与“四机”的军事素养。“五情”即要求具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治军作风。“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要求将领掌握部队的士气，充分利用地形，运用谋略，随时增强战斗力。他还指出，虽然勇敢也是将领必备的素质，但是勇敢必须与谋略相结合。除了在临敌作战中展示英勇献身精神外，还必须果决、坚毅、沉着。因为战场是生死存亡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将领都必须指挥若定，当机立断。“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而将领最致命的弱点是犹豫逡巡，贻误战机：“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起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除了以上的素养外，还要具备“威、德、仁、勇”等品质，能够“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同时，还要具有凛然正气，号令一出，“下不敢犯”；挥军向前，“寇不敢敌”。这样的将军是国之瑰宝，“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又认为，一个高明的将领，还必须具备“相敌将”的智慧与方法。他应通过各种手段，侦察、了解、查明敌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及其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甚至个性特征，以便找出克敌制胜的方法，收到“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的效果。他举例说：
“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没有丰富的实践，如此具体详尽的关于敌情、地形、气候等条件的分析和对策是难以凭空杜撰出来的。吴起还谈到，如果战前对敌方将帅不了解，临时还可用“火力侦察”的办法进行观察。具体做法是命令一员勇敢的裨将率轻兵锐卒试攻敌阵，只许败，不准胜，以观察敌军的行动。如其指挥有条不紊、追击时佯装追不上，看到丢在地上的财物假装视而不见，这样的将领是智将，不宜与他交战。如果敌军进攻时一片喧哗，军旗纷繁杂乱，士卒散乱自由，兵器横拿直放。追击时唯恐赶不上，见到资财唯恐抢不到。指挥这种军队的是愚将，手下兵马再多也可以俘虏他。
《料敌》篇阐述了分析判断敌情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他认为处在六国包围中的魏国，必须坚持“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总方针，时刻加强戒备，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吴起立足魏国，以不凡的战略眼光在对其他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情、风俗以及军队的素质、阵法等的优劣加以综合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付六国的不同方针和作战方法。在作战指挥上，他提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基本原则，将打或不打的决心建立在对敌情准确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之上，具体归纳出八种“击之勿疑”，六种“避之勿疑”，十三种“可击之道”，都是实战经验的总结，较之《孙子兵法》中的《相敌》篇更显得简明具体。吴起特别强调，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将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被敌人制造的虚假现象所蒙蔽。只有运用一切手段，及时把握敌军实情与其行动企图，才能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在此前提下，还必须正确地使用兵力，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手段，避实击虚，避长击短，出奇制胜，所谓“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就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吴起在《应变》篇中，还集中论述了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运用。要求在临敌作战时根据不同的敌情，天时、地利等条件，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法克敌制胜。比如，指挥作战手段的运用。白天用“旌旗幡麾”，夜晚用“金鼓笳笛”。士卒根据作战命令随时变更作战队形、作战方向和战斗部署，令行禁止，就能无往而不胜。吴起还以答武侯问的方式，回答了在不同条件下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各种方法，展示了他超人的军事谋略与应敌的智慧。如当武侯问“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时，吴起的对策是：
“暴寇卒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迫而追之，其命可覆。”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稳妥而有效的应敌策略。最难能可贵的是，吴起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他要求在攻破敌人的城邑后，不要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不要杀害俘虏，以减少当地百姓的反抗，给人树立“仁义之师”的形象：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秩禄，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吴子》一书是《孙子》之后又一部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著作。《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时期它已广为流传，为当时人们所称道，孙、吴并称，成为军事学上的双壁。以后的许多史书都记载这部书。而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如西汉大将军卫青、东汉大将军鲍永，三国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唐朝皇帝李世民、军事家李靖等，都认真学习过《吴子》。宋代编入《武经七书》后，更成为将帅们必读的军事宝典，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和许多智勇双全的将帅。近代以来，它又流传国外，翻译成英、日、法、德、俄等多国文字，受到世界军界的重视。吴起的军事思想尽管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是，因为它是当时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不少地方闪烁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它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探索，对战略战术原则的研究，对将帅素养、士卒训练以及临战应敌和克敌制胜的诸多因素与条件的分析，都反映了吴起深厚的军事素养和超群出众的谋略，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军事学上所达到的新高度。它总结的许多战争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是中华民族在军事学术上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