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大致说来，鲁文化有三个来源，分别是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三者不是平等并行的，而是有主次之分。周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以周文化为主，融会贯通三种文化成分，然后形成了鲁文化。鲁文化出自于周文化，在与鲁国历史相伴随的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鲁文化的主要来源：宗周礼乐文化
宗周礼乐文化是鲁文化产生的前提，又是鲁文化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二者本质上同属一种文化，都属于“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不能确指其起源于何时，但至少从夏代开始，礼乐文化就已进入了大致成熟的发展时期。此后，由夏及商，由商及周，礼乐文化一脉相传，“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经过长时期的损益选择，“郁郁乎文哉”，于周为盛，粲然大备。然而，由于文献不足，对于夏、商两代的礼乐文化，即使博学如孔子，也不能闻其详。宗周礼乐文化则不然，对于孔子来说，它不是文化遗存而是文化生活，所以，孔子说过：“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吾学周礼，今用之”，正表明了这一点。
宗周礼乐文化，实赖文王和周公而成：周文王奠定其修德敬德的精神方向；周公制礼作乐，提供了其日后藉以发展的基本范式和基本规模。
周文化承接殷文化而来，但周文化不同于殷文化。在古人看来，周文化的基本特点，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文”；殷文化的基本特点，同样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质”。具体到继承法来说，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指出：“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质家”指殷，其继承法的基本原则是“亲亲”，根据这一原则，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弟。“文家”指周，其继承法的基本原则是“尊尊”，根据这一原则，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孙。“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孙。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适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亲亲”和“尊尊”实际上反映了重母统与重父统的差别和对立，“所谓传统的‘殷道亲亲’，系指商代重母统，所以长子死了，传位于母弟，不传孙。所谓‘周道尊尊’，系指周代重父统，所以长子死了，传嫡孙，不传子。亲亲立弟，说明商代仍然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继承风格，而尊尊传嫡孙正是斩断了旧的继承制度的证明。”继承法只是“文”和“质”的一方面的内容，从这一方面的内容即可看出“文”和“质”、周文化和殷文化的差别。
礼乐文化是制度文化。王国维曾对周代制度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论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之际。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制度是礼乐产生的基础。王国维论周代立子立嫡之制，称“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立子立嫡之制是原生的制度，宗法制、分封制皆由此而派生，是次生的制度。礼乐是文化，也是制度，其核心是礼制。礼制从属于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便有什么样的礼制。宗周礼乐文化实由各种社会制度而生成，并以社会制度为核心，为社会制度服务。
二、鲁文化的其他来源：殷文化和东夷文化
鲁地原居民是“商奄之民”，立国之初又分有“殷民六族”。“商奄之民”和“殷民六族”是鲁国的“国人”，他们的社祭之所称为“亳社”。鲁国姬姓贵族是西来的周人，他们是殖民者和统治者，其社祭之所称作“周社”。春秋末年，阳虎发动政变，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与贵族在周社盟誓，与国人在亳社盟誓。亳社、周社的地位几乎同等重要，所以鲁国人喜欢用“间于两社”来比喻执政大臣。鲁国的商奄之民和殷遗民，作为“国人”，为数众多，聚族而居，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据报道，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鲁国故城两周墓葬，可以明显地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墓是当地土著“商奄之民”的墓，“从西周初年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期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变化的过程。”
鲁国的殷遗民的确有着自己的礼俗，并且通过孔子对鲁文化产生了影响。孔子是殷遗民中的一员，他对本民族有着文化上的认同感。据记载，孔子临终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这实际上是告诉弟子们：他死后要用殷人的丧礼。孔子弟子子张也是殷遗民，他曾向孔子请教“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是：“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高宗”指殷王武丁。大概子张察觉到了殷遗民的丧葬礼俗与古书记载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有某种联系，所以他向孔子请教，而孔子是从三年之丧的角度予以回答。孔子和子张师生二人，一问一答，说明这两位“殷士”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子张的父亲死后，主持丧事的公明仪“问启颡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启颡，颓乎其顺；启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也。’”在这里，孔子明确主张实行三年之丧。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孔子时代殷遗民行三年之丧的重要证据；同时，这也说明三年之丧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孔子对本民族一种礼俗的倡导和推广。子张死后，同样也是用殷礼治丧的。可见，殷文化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地的“商奄之民”主要是东夷人，他们和殷遗民一样，继续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许慎《说文解字》在解释了“夷，东方之人”之后，又指出：“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这里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明孔子大力倡导的仁，或许受到了夷俗的影响，或许最初来自夷俗。《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柢”是树木的主根。《韩非子·解老》篇解释《老子》中的“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时，说：“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由此看来，所谓“夷者，柢也”，是比喻东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爱“万物柢地而生”。仁的德性是好生（“仁而好生”），很自然，有仁德，即长寿，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寿”之说。“仁者寿”，亦见《论语·雍也》篇，董仲舒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联系《淮南子·地形训》说“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其民好让不争”来看，东夷地区当有敦厚和平、好让不争的民风。这种民风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已不可得，但仍为人们所向往，称之为君子之风。孔子曾经一度动过“欲居九夷”的念头，有人以为不可，说东夷鄙陋，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是说：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对东夷人及其文化是相当尊重的。郯国国君来鲁国访问，孔子乘机“见于郯子而学之”，收获颇丰，事后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可见，孔子时代，东夷人还保持着较高的文化水平。
正因为东夷人有仁德，而又为孔子所尊重，所以有学者断定：东夷人的社会道德观念，“便是中国历史传统上所说的‘仁道’……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的确，“夷俗仁”应该是孔子、儒家关于仁的思想的最早渊源。
三、鲁国礼乐文化的特点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公制礼作乐，对于鲁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并且，伯禽代周公就封，周王室予以厚赐，周成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因为周公的关系，鲁国立国之初，就拥有了天子礼乐、祝、宗、卜、史、礼器、典籍等等，这些都为礼乐文化所必须，因此，鲁国一开始就很容易形成比较完整的礼乐文化体系，进而形成自己的礼乐传统。
鲁国立国之初，为了推行宗周礼乐文化，在其境内进行了一番比较艰难也比较彻底的礼俗改革。《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比较而言，姜太公受封于齐，则是“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齐国对待当地礼俗、文化的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鲁国的方针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可见，齐国比较尊重当地原住民的习俗和礼仪，因地而制宜。鲁国则不然，鲁国要除旧布新，要对当地原住民的习俗和文化实行彻底变革、改造，以推行宗周礼乐文化。
鲁国的礼乐文化既与宗周礼乐文化同质而且一脉相承，又吸收了殷文化和东夷文化中的一些有益的成分，再加上鲁国人几百年的文化创造，这一切都使得鲁国礼乐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有属于自己的“鲁礼”
鲁国在春秋时期有“周礼尽在鲁矣”的美誉，说明当时鲁国所保存的以及所实行的主要是周礼。可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鲁国以周礼为基础，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予以斟酌损益，也制定了自己的礼，称鲁礼。《左传》昭公五年记鲁国葬叔孙豹，季氏命治丧的杜泄指挥叔孙豹的柩车走西门，杜泄以为这不合鲁礼，说：“卿丧自朝，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卿丧自朝”，不说是周礼，而说是鲁礼，鲁礼与周礼应该有所区别。或许在“卿丧自朝”的大节上，鲁礼与周礼基本相同，只在细节上有所区别。由于文献不足证，今人对于鲁礼难言其详，但鲁礼的存在不容否认。
（二）强调宗法上的“尊尊而亲亲”观念
鲁国宗法观念浓厚，在用人政策上，十分讲究血缘宗法关系上的亲疏贵贱，优先任用亲者、贵者。这与齐国任人唯贤、崇尚功业、重用有实绩的人明显不同。齐鲁两国用人政策上的这一差异，据说早在立国之初即已确定：“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尊贤而上功。’……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 “尊贤而上功”与“尊尊而亲亲”，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用人路线，并由此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齐国的“尊贤而上功”，有利于发现人才，能够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吸收到政权机构中来，提高效率，减少失误，扩大统治基础。鲁国“尊尊而亲亲”，不容许宗法关系上的疏远者加于亲近者之上，更不容许异姓之人参与政权机构，久而久之就把姬姓贵族搞成了一个封闭性的小圈子，不利于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这方面，齐鲁两国的差异非常明显。管仲和曹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从社会下层脱颖而出的贤能之士。管仲原是齐桓公的政敌，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能够以事业为重，不记一箭之仇，重用管仲为相。曹刿在国难当头之际，毛遂自荐，帮助鲁庄公出谋画策，夺取了齐鲁长勺之战的重大胜利。建功立业在先，已经显示出曹刿忠君爱国的德与才。可是，曹刿在鲁国却始终未得到重用。这和管仲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一切以礼为准绳，着重发挥礼制中的德治精神
礼在周代包罗了礼、法、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等等，所谓“制度在礼，文为在礼”即指此而言。鲁国奉行周礼，知礼、习礼、好礼、学礼蔚然成风。孔子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要求弟子们“立于礼”，做一个“文之以礼乐”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一切均以礼为准绳，由礼为之“制中”，即“礼乎礼”。鲁国人重视礼，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格外看重礼的德治内容，对于礼所包含的法治精神不太重视，所谓“礼乎礼”，实际上是要求按德治办事，强调了德治的精神。相对说来，鲁国比较缺乏法治的传统和精神。
比较一下齐国的情况，会看得更清楚。齐国和鲁国一样，也奉行周礼，但齐国一向有讲法的传统，比较注重周礼中的法治精神。西周时期，齐国即有一部成文法典《吕刑》，载于现存《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有学者称：“《吕刑》讲刑，故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之地区”。管仲为相时，一方面强调礼、义、廉、耻，一方面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进行改革之初，就要求“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管仲以后，齐国的讲法的传统沿袭不改，到礼崩乐坏的时候，便脱离周礼独立发展而发扬光大，终于在战国之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田齐法家学派，与三晋法家学派相映争辉。
（四）重文崇文的倾向
宗周礼乐文化，就内容而言，可分为礼乐和刑政两大部分。
礼乐属文，刑政属武，一文一武，文出自文王，武出自武王，所以，“周道”也就是文武之道。周人特别推崇文王和武王，原因在于他们是“周道”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周公制礼作乐，属于文的系统。鲁国秉承宗周礼乐文化，对于文武两方面不是给予同等的重视，而是着重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文的传统。孔子盛赞“郁郁乎文哉”，而且“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似乎透露出了一种重文轻武的倾向。齐国一向有重武的传统，不但有过几度国势强盛，而且培育出了若干大军事家，特别是孙武，著有《孙子兵法》，是公认的武圣人。比较而言，鲁国培育出了儒墨两大显学，大思想家孔子更被推崇为“至圣”。可以说，孙子是武之圣，孔子是文之圣，两人一文一武，一齐一鲁，分别代表和反映了齐鲁两国文化的最高水平，也都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对待礼乐传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鲁国人珍惜文化，尊重传统，他们对于自己的先人、先君、先王怀着深深的着恋和莫大的尊敬，念念不忘，言必称“先王之训”，事必尊“先人之业”。《国语·鲁语下》记贵族夫人敬姜教育儿子的一段话，总共不到500字，却数次提到“昔圣王”、“古之制”、“先王之训”、“先人之业”、“必无废先人”等等。孔子更主张“克己复礼”，在“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的时代，极力维持着礼，使礼不坠落，不松弛，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当“告朔”祭日已流于形式的时候，子贡主张撤去作牺牲的羊，孔子不同意，对子贡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当宰我主张改革三年之丧、缩短丧期为一年时，孔子不同意，理由是三年之丧是报答父母三年襁褓养育之恩，并批评宰我为“不仁”。鲁国人如此尊重、维持自己的礼乐传统，这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可以说，在对待礼乐传统上，几乎每一个鲁国人都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作者为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